各地纷纷出台“好人法”，用法律托底，就是一种积极救赎，值得点赞。激励善行，仅以“好人法”兜底还不够。在法律难以独力支撑的空间，需要更多激励措施。

　　练洪洋

　　近些年来，做了好事却陷入麻烦的事时有发生，社会公信力频频受损。“好人法”作为以法律助推道德建设的一种创新，在广州、杭州、北京等地业已实施，并取得一定成效，相当于给公众注入一剂“强心针”。但处于起步阶段的“好人法”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方面。

　　“长沙乘客突发心脏病，公交司机送医谢绝万元酬劳”“厦门一名男子公交车上突发癫痫，司机闯红灯为救人”是12月20日媒体披露的两起热心公交司机见义勇为的新闻，在冬日里散播着满满正能量。相对而言，“见死不救”“救人被讹”“好人吃亏”绝对是小概率事件。偶尔一起事件就被炒得沸沸扬扬，无视主流、以偏概全，放大这种负面情绪，最终加剧社会见义勇为焦虑，慢慢侵蚀公众道德底线。甚至出现，肇事者扮演见义勇为者，利用逆反心理与惯性思维，将受害者逼到“道德墙角”，最后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，“剧情”才出现大反转。

　　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，各地纷纷出台“好人法”，用法律托底，就是一种积极救赎，值得点赞。纵观广州、杭州、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地出台的“好人法”，表述各异，主旨如一：最大限度保护好人与善行。如《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规定：被救助人主张其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，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，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，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。利用法律规范，保护见义勇为、助人为乐之善行，免除好人后顾之忧，亦是国外司法实践通则。虽然，“好人法”的利用率并不高，较少出现法律实践个案，但专项立法对凝聚社会共识、激励见义勇为无疑大有裨益。

　　保护好人、激励善行，仅以“好人法”兜底还不够。在法律难以独力支撑的空间，需要更多激励措施。譬如经济保障，确保“青年救人成植物人，无钱救治”“大学生抓小偷受伤住院，陷入欠费停药窘境”“女子见义勇为落下残疾，等钱治疗”等“英雄流血又流泪”的事件不再发生。我省于2013年实施《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》，在全国首创对见义勇为行为额外发放一次性100万元的高额抚恤奖金。新条例出台，解除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，唤醒了社会对见义勇为的认同。那些尚未推出奖励和保障措施的，下一步要补上经济保障短板，作为“好人法”配套措施；已出台规定的，要将制度坐实，进一步降低申请难度，提升保障力度。

　　再如救人技术。上海在不久前推出“好人法”雏形，《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》草案。颇受争议的是，免责范围划定为“培训取得合格证书、具备急救技能的公民”，公众担心出现“没有证书也热心救人的市民却步”现象。不论上海“好人法”如何定型，将救人技能纳入立法视野无疑是细心的体现。见义勇为不仅需要胆识，有时还要知识、技能，否则有可能好心办坏事，比如随意搬动颈椎或脊椎损伤的伤者。尴尬现实是，别说普通公民缺乏急救技能，面对突发情况束手无策，有时第一时间到场的警车也未必配备急救设备和人员。“好人法”表现在这里，就是做好人的方法，进来亦要重视。

　　又如见死不救入罪。一些国家将见死不救入罪，如意大利刑法规定，对见死不救者处以最高1年的有期徒刑或一定的罚款。见死不救入罪，暂时不合地宜、时宜，未来是否也可以考虑？多角度、多层次、多手段介入，与“好人法”一道，假以时日、慢慢养成，见义勇为将成为一种公序良俗。